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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也曾有“左联” 鲁迅重视海外阵地

时间:2018-10-08 08:10来源:{www.wzyma.com} 作者:{万众源码} 点击:
1933年9月,原在上海暨南大学读书的左联盟员林焕平前往日本留学。行前,上海左联党团书记周扬交给他一项特殊任务,即恢复左联东京分盟,当时亦称东京左联。东京左联成立于1930年,后因大量人员回国而被迫停止活动。林焕平带着新的使命东渡日本,很快即恢复了

  1933年9月,原在上海暨南大学读书的左联盟员林焕平前往日本留学。行前,上海左联党团书记周扬交给他一项特殊任务,即恢复左联东京分盟,当时亦称东京左联。东京左联成立于1930年,后因大量人员回国而被迫停止活动。林焕平带着新的使命东渡日本,很快即恢复了东京左联。新成员有林为梁、陈斐琴、陈一言、魏晋、欧阳凡海、孟式钧和林焕平。林焕平任干事会书记。之后,国内不少左翼文化人士陆续抵达日本东京。东京左联的队伍也在日渐扩大。林焕平事后回忆说:“从1934年初到1935年上半年,左翼人士到东京去的多起来了。魏猛克、杜宣、蒲风、黄新波、吴天、聂耳、任白戈等,是从上海去的。新波、猛克是一八艺社同人,是鲁迅培养的新人。猛克还写杂文。陈辛人、陈子谷、林林,原是北平中国大学的学生,参加北平左联的活动,受环境所迫,到日本去了。张香山也是从北平去的。当时国内来的人,不管是左联的、剧联的、美联的、音联的,在我病倒以前,都由左联介绍到东京来直接间接和我联系,参加左联东京支盟的活动。”

  东京左联恢复后,受到日本左翼文化组织活动的启示,以办同人杂志的方式开展活动。《东流》月刊是1934年8月创刊的机关刊物,以发表进步的或有进步倾向的小说和散文为主,编委会成员有林焕平、林为梁、陈一言、陈松、欧阳凡海等。林焕平公开署名主编,负责向日本政府登记。由于林焕平主编《东流》事务较为繁杂,故东京左联干事会书记改由林为梁继任。为杂志出版事宜,当时林焕平专门密函请在上海的周扬和左联诗人杨骚相商于上海杂志公司经理张静庐先生。经他同意后,《东流》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

  《东流》吸引了一大批在东京的进步文学青年,据林焕平介绍,“所有爱写小说、散文的,如欧阳凡海、陈一言、魏晋、林为梁、陈斐琴、梅景钿、俞鸿模、王阑西、陈士廉、麦穗、陈达人以及后来陆续到东京的丘东平、张天虚等,均集中在《东流》活动。”

  随着到东京的中国进步文化人士越来越多。东京左联觉得只有一份杂志显然已不能适应环境和工作的需求。于是,他们又同时办了两份杂志,即《杂文》和《新诗歌》。

  为此,林焕平说:“好家伙,一个小小的左联东京支盟,居然要办三个杂志,这不是不自量力,好大喜功吗?不是的……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法西斯统治之下,只有办同人杂志,才较易于生存。而同人杂志过于庞大,一旦出事,就会全遭破坏。何况我们的同志在文艺写作上的确是各有侧重,多办两个杂志,既可以发挥各人之所长,又可以团结更多的进步的、爱国的留学生,使它成为既是文艺阵地,又是爱国阵地。”

  《杂文》于1935年5月15日创刊,专载小品文和理论文章。《杂文》第1期在东京编辑,仍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发行。

  《杂文》创刊后,陈章人、孟式钧、魏猛克3人即与时在日本的郭沫若联系,告知《杂文》出版情况,希望郭沫若能给《杂文》寄稿。郭沫若闻之很高兴,并应允为该刊写稿。于是,《杂文》上便出现了郭沫若的小说、散文、论文。《杂文》第2期上发表有鲁迅的《孔夫子与现代中国》一文。这是鲁迅用日文发表在日本《改造》杂志上的,《杂文》社的同人读到后,便将其译成中文在《杂文》上发表。《杂文》从第2期始即在东京印刷。故杂文社专门将此期《杂文》寄给了在上海的鲁迅,并附信希望得到鲁迅先生的指导和支持,同时亦希望先生能给《杂文》寄稿。

  鲁迅看到在国外有这样一份左翼文学杂志,亦很高兴。当时上海反动当局对左翼出版物的迫害和压制越来越厉害,左翼作家的作品很难发表。因此鲁迅很重视这样一个海外阵地。他在回信中表示尽力支持,答应一定寄文章。同时提醒《杂文》社同人“要注意策略,不要色彩过于鲜明,以致出不下去”。继之,鲁迅便寄上两篇杂文《什么是“讽刺”?》和《从帮忙到扯谈》。

  鲁迅的两篇杂文与郭沫若的一篇文章同时在《杂文》第3期刊出,这具有很大的象征意义。鲁迅看到后也很高兴,他在给杂志社的信中说:“郭先生能出来发表文章很好,但要设法避开反动当局的注意。这样的时候,郭先生如能较长时间地出来发表文章,进行各种活动是非常重要的。”这封信以后转到郭沫若手中,他很受感动,从此弥合了因革命文学论争而与鲁迅产生的裂隙。陆续给《杂文》写稿的还有茅盾、田汉、曹禺等知名作家。由此给《杂文》增色颇多。1934年底,左联盟员丘东平从上海抵东京。丘东平曾在上海任《太白》杂志编辑,创作有《一个小孩的教养》、《红花地的守御》和《多嘴的赛娥》等小说。他很快即成为东京左联的负责人之一,同时还负责《东流》和《杂文》月刊的出版工作。

  但《杂文》还是引起了东京警视厅的注意,被认为有“宣传共产”之嫌,受到警告。故当《杂文》出到第4期时,根据郭沫若提议,易名为《质文》。据林林介绍“《质文》每期都有郭沫若同志两篇到三篇文章,体裁多样,页数比《杂文》多二倍。有小说,历史小说,评论,书简,回忆录……”

  值得一提的是,《质文》社出版了一套文艺理论丛书,其中包括郭沫若翻译的马克思的《艺术作品的真实性》、林林翻译的高尔基的《文学论》、辛人翻译的吉尔波丁的《现实主义论》、邢桐华翻译的纪德的《文化拥护》以及任白戈翻译的西尔列尔的《科学的世界文学观》等作品。这在当时的环境和条件下,实在难能可贵。这些作品在当时国际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均被认为是指导性的论文。

  《新诗歌》由蒲风主编,林林、陈子谷等为编委,在东京出版发行。诗歌社通过诗歌座谈会的形式,聚集了一批诗歌爱好者。当时大约两周聚会一次,讨论诗歌的理论和创作问题。同时还翻译了海涅、惠特曼、罗曼·罗兰、马雅科夫斯基等人的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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